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中国医学科学院将属下的实验（基础）医学研究所、血液病研究所/血液病医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放射医学研究所、输血研究所迁至四川简阳， 1972年合并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简阳）分院。1979～1984年间，科分院大部分研究机构先后返迁北京和天津，留川机构由四川省卫生厅接管组建为四川省医学科学院，2002年四川省医学科学院与四川省人民医院合并。

1965年，我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工作。后又抽调到位于湖北襄阳的610所，该所是党中央批准建设的火箭滑轨试验场。

1973年我回到简阳的家中，听说简阳牌坊沟成立了中国医科院分院。当时分院下属单位有职工一千多人，其中副教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50余人。

考虑到与妻子长期分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走到牌坊沟，给分院领导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到分院工作。分院领导研究后，认为专业稀缺，便函调到实验（基础）医学研究所工作。当时业界有比喻称“如果中国医学科学院是医学领域的皇冠，那实验（基础）医学研究所就是皇冠上的那颗宝石”。而能够进入实验（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当时都是精英，在学校内都是拔尖人才，有7个院士在分院实验（基础）医学研究所工作过，诸如武汉医学院、四川医学院、湖南医学院等学生连续不断的慕名到分院来进修学习。

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梁植权、杨简、强伯勤等院士，在分院的积极关心和支持下坚持做实验。由于这个特殊时期，全靠自己找时间看书学习，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沉下心来搞研究，读书做学问。而在文革期间，科学实验从未间断。经常看到他们腋下夹着厚厚的外文书和学术期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牌坊沟是一片难得的净土，而下班归家后，安静的晚上更是读书和做学问的最好时光，白天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晚上集中精力考虑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强伯勤院士曾回忆道，自己扎实的学术基础得益于牌坊沟那几年的积累。

同一时期，科分院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科研人员如修瑞娟、宋国兴、方连富、吴元德、方福德等。他们在各自领域都很突出，研究成果颇丰。但是能取得这些突出的成绩并非偶然，同样付出了常人无法付出的艰辛。他们都有诸多的共同点，很少说话，在实验室一呆就是一整天。平时也很少串门，如果实验开始就一直不停，中午饭基本都是由其他人帮忙带。吃苦耐劳更是他们的共同特性，在实验中没有试剂就自己配置（配置比例与标准试剂相接近）。特别是血研所搬到牌坊沟后，随着人员的增加，住房尤为紧张，最多的时候一套房住两户人，条件的艰苦无法想象。当时的院内有很多留苏归来的副博士，平时大家都集中在食堂吃饭。

1979年实验（基础）医学研究所搬迁回北京，并恢复为基础医学研究所。回京后，强伯勤院士、修瑞娟、应启龙等各学科知名专家就前往美国学习。当时出国学习是非常艰苦而枯燥的事情，白天做实验，晚上就在实验室一个角落打地铺睡觉，第二天起床继续做实验，吃饭更是简单的快餐就解决了。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如此废寝忘食地坚持学习实在难能可贵。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各项成果，不仅仅是个人的机遇，同时也需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夯实基础，一心一意做学问；而且团队的整体协作才能成就一个科研单位辉煌的时代。

（钟大发口述 周小玉、王海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