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波，主任医师。心身医学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华心身医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华精神病学分会全国青年委员，西部精神医学会中青年心身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省心理协会常务理事，省精神科医师协会副会长，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常委。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SCI论著4篇，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你说，你心里堵得慌，胸痛、头痛，却查不出名堂。……我早已轻启门栓，我一直在这里等你来。……你的心怎么碎成了一地拼图？来，我们一起来，把心拼回原来的模样……我本想还你，最初的模样。可我更想看你，伤愈后坚定的目光。”这是一首致所有心身医学工作者的小诗，也是我院心身医学中心周波主任初步定格的心身医学的释义和模样。
　　心身医学科学体系确立于20世纪30年代，在概念、研究范围方面有广义、狭义两种观点，迄今仍有很大分歧。它是研究疾病的倾向性、易患性、疾病的起因、预后、病前躯体和心理方面的前驱性特征，心身相关规律。我院心身医学中心成立于2011年，开创一个新的学科并不容易，心身医学中心在四川省内综合医院中并无先例可循。这个学科能否被患者认同，能否承担他的职责，能否坚持并发展，是一个学科带头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学科建设上，周主任提出了“新花园理论”。除了以精湛的医疗技术为本，带动科室从临床到科研、从优质服务到精细管理、从满足患者需求到人才队伍梯级建设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并积极践行，他把每一位成员定值为原定培植的花朵：自在、舒适、自由、灿烂地绽放才是千姿百态的花朵该有的模样。他不再规划科室成员，把他们放在指定的位置；而是尽可能地提供空间和“养分”，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把让每个人都绽放自己的芬芳作为首要目标。科室每一个成员都能体会到朝气、积极、活泼、温馨、自由的工作和成长空间。
　　周波主任把他的绝大部分时间、精力和心血都扑在了工作上。他每天在科室呆到晚上10点多才回家；他的手机被妻子戏称为科室“永不消逝的电波”；节假日，他也是常常在各个学习和交流的会场度过。幸好孩子已经大了，妻子也有自己的事业要忙，否则，“我恐怕首先要因极度的愧疚而成为心身医学中心的患者了。” 周主任如是说。
　　某大学吴教授，总感到气紧、窒息，甚至有濒死感。为了查出病因，呼吸科、感染科、中医科、干部科……辗转多家医院、各个科室，住院数次，做了各种检查、治疗，仍不济其事。后经我院心身医学中心会诊，认为他是焦虑症的躯体化表现。吴教授却接受不了这个结果，他绝不承认自己“脑子有病”。这也是心身医学专业的医生最常遇到的问题：如何让患者认识躯体症状，接受心理方面的治疗。怎样叙述心身疾病，不是器质性病变，而是某些化学物质的改变导致情绪问题、躯体症状。周主任经过长期与患者的交流摸索，给出了形象的比喻：一盏灯总是闪灭，我们多半会想是不是灯泡坏了，还是接触出问题了，其实也有可能是开关的问题。很多躯体症状都是因为人体的“总开关”有故障，我们就要通过药物调整大脑某些神经递质的浓度，行为治疗等方法改善神经反射……吴教授将信将疑地接受了。周主任在对他进行抗焦虑治疗、心理支持辅导、放松治疗的同时，还祭出了“杀招”：在连续吸氧改成间断吸氧后，请吴教授为全科医护人员讲课，感受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回到熟悉的“讲台”，吴教授渐渐投入、忘我。讲座下来，他惊喜地发现：在不吸氧的情况下，自己的氧饱和度不降反升。
　　吴教授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周主任也在不断思考，目前国内的心身医学中心大多数都是沿用传统的神经内科或者精神科模式。这种模式有两大缺陷：医师无法解决患者的病耻感，二是与其他科室整合太少，仍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主。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不断有成功的案例得到社会媒体的关注，许多外地甚至外省患者慕名而来。为了让更多患者受益，周主任亦打破常规门诊的格局，开设睡眠、记忆等特色门诊，并大胆尝试，率先成立四川首家综合医院双心门诊，通过与心内科门诊联合会诊的形式，达到更快、更有效地诊治以心脏症状为表现的心身疾病，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和肯定。周主任逐渐搭建起了特有的心身医学学科模式，这种模式在全国被称为“成都模式”。
　　不仅如此，周主任还带领他的团队额外承担了医护人员巴林特小组、普通科室患者团体治疗等心身医学的工作，看着科室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心身医学工作者转眼轮转到了其他科室，周主任没有一丝抱怨，更多的是安慰和成就感。他深信巴林特的一句话：医生本身就是一剂药物。他们培养出的人才将在全院其他科室继续为患者提供心身医学服务。他不但在把患者的心拼回原来的模样，也在逐步拼出心身医学的美好图样。